2023年四川高考語文真題及答案

2023年四川高考語文真題及答案

注意事項：

1.答卷前，考生務必將自己的姓名、準考證號填寫在答題卡上。

2.回答選擇題時，選出每小題答案后，用鉛筆把答題卡上對應題目的答案標號涂黑。如需改動，用橡皮擦干凈后，再選涂其他答案標號?；卮鸱沁x擇題時，將答案寫在答題卡上。寫在本試卷上無效。

3.考試結束后，將本試卷和答題卡一并交回。

一、現代文閱讀（36分）

（一）論述類文本閱讀（本題共3 小題，9分）

閱讀下面文字，完成各題。

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飛速發(fā)展，考古資料得以大量積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體系基本建立，多學 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種專題研究廣泛展開?！翱脊艑懯贰痹谥袊呀浫〉镁薮蟪删?，獲得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補空白意義的成 績，中國考古學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尤其是在上古史構建方面展現了廣闊前景。

從考古發(fā)現來看，考古學提供了傳統(tǒng)歷史學不可想象的新發(fā)現、新材科，呈現出不同時期的古代物質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產生活狀態(tài)以及各地的文明化進程等，如不同區(qū)域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聚落遺址、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設施、手工業(yè)作坊，以及象征王權、神權、軍權和復雜禮制出現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從重構上古史體系角度看，20世紀70—80年代，夏鼐、蘇秉琦等系統(tǒng)地構建了新石器與夏商周三代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時空框架體系。蘇秉琦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基礎上提出“滿天星斗”“多元一體”和“古國一方國帝國”等關于中國上古史的歷史敘述體系。嚴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認多區(qū)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時，強調中原文化區(qū)“聯系各文化區(qū)的核心作用”。張光直認為各地區(qū)文化多元發(fā)展并通過彼此之間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個“中國相互作用圈”。

從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到殷墟考古學文化、周代考古學文化，考古學不僅展現了不同于傳統(tǒng)文獻記載的這一時期文化、科技、禮制等眾多方面從發(fā)展到成熟的歷史脈絡，而且填補了諸多傳統(tǒng)歷史學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吳城文化、兩周時期的曾國與中山國歷史，等等。

這些成果證明考古學完全有能力擔當重寫中國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經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敘述與解釋體系，超越了傳統(tǒng)的具有傳說性質的三皇五帝體系和存在爭議的夏商周三代古史體系，正如習近 平總 書記所說：“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xù)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span>

學界一直存在著“證經補史”的傳統(tǒng)史學思路，試圖將考古學文化體系納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體系之中，似乎中國考古學如果沒有發(fā)現并證明三皇五帝與夏商周，就沒有價值和意義，但研究實踐告訴我們：這種傳統(tǒng)治史思路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的視野和思維方式，限制了考古學在重構中國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發(fā)現與研究顯示，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在東亞地區(qū)的文明形成與發(fā)展中占據了關鍵性地位，奠定了中國獨特的禮樂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的標志意義，盡管二里頭遺址是否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夏都所在地，在學術界仍有爭議。我們對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應該開展扎實的田野工作并展開全方位的考古學研究與闡釋，而不是將主要目標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并為此爭論不休。

（摘編自徐良高《以考古學構建中國上古史》）

1. 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

A. 考古學者對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更側重發(fā)掘能體現古代物質文化面貌的大型遺址。

B. 考古發(fā)現可以為有文獻記載歷史提供參考、印證和補充，讓歷史的內涵更豐富。

C. 考古證明，“證經補史”的傳統(tǒng)史學思路，很難為中國上古史提供敘述與解釋體系。

D. 二里頭遺址是否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夏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開展更為扎實的研究。

2. 下列對原文論證的相關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

A. 文章開宗明義，然后從不同角度論述中國考古學能擔當重寫中國上古史的重任。

B. 文章在展開論述時，注重將傳統(tǒng)歷史學作為參照，用以凸顯考古學的獨特價值。

C. 第二段和第四段列舉諸多考古發(fā)現，是為了證明考古學具有延伸歷史軸線的功能。

D. 第三段介紹多種學術觀點，展示了考古學在上古史體系構建方面取得的豐碩成果。

3. 根據原文內容，下列說法不正確一項是（   ）

A. 出土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能為其所屬時期的文明化進程提供佐證。

B. 中國考古學的眾多研究成果證明，“三皇五帝”只是神話傳說，而非實有其人。

C. 在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中，已經發(fā)現了有關中華文明禮樂文化的信息。

D. “考古寫史”立足于考古發(fā)現，與以文獻為本位的“證經補史”研究路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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